什么是“五四伪学”？

“五四伪学”是我用来描述一种流行历史叙事和世界观的一个名词和概念。

它并不是说五四时期所有学者都在从事伪学，也不是否认西方近代科学的成就。它所指的是 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基于虚假信息的观念：西方被描述为科学、理性与现代文明唯一而连续 的源头；中国则被描述成一个没有科学传统、缺乏理性能力，只能依靠西方启蒙才能进入现 代世界的文明。

这套观念在五四时期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股主导思潮，所以我称之为“五四伪学”。至今，它 仍然是中文世界的主流观念。这个观念并非始于五四，其思想和叙事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五 百年前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之时。

一、利玛窦的传教策略

首先，一个大的时代背景: 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间，是1583年，那是郑和下西洋 （1405—1433年）之后至少一百五十多年。

这个时间差，具有很强的解释性。也就是说，利玛窦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知识，通过郑和 船队，很可能已经传到了欧洲。欧洲在这种新知识的激励下，科技突飞猛进。也就是说，中 国的知识输入，引爆了西方的“文艺复兴”。具体论述可以看看我的这篇博 文。

其次，关于利玛窦的身份：利玛窦是耶稣会士（Jesuit）。耶稣会与天主教其他修会相比有几个鲜明特征：

• 高度强调纪律、服从和统一行动。

• 不以固定修道院生活为中心，而是随时准备被派往不同国家。

• 接受长期的语言、哲学、神学和专业训练。

• 重视学校、出版、科学、宫廷关系和上层社会。

• 部分正式发愿成员除贫穷、贞洁、服从三愿之外，还向教皇作关于传教使命的“第四愿”：教皇派往何处，就不推辞地前往。但这不是对教皇所有意见的无限服从，而主要针对传教派遣。教廷对第四愿的说明

如果把十六世纪的天主教会看成一个进行全球扩张的宗教体系，那么耶稣会可以说是其中纪 律最严、训练最完整、机动性最强的一支传教特种部队。它具有敢死队的一面，却不以武力 为主要武器；它真正依靠的是语言、教育、科学、出版和宫廷关系。利玛窦进入中国，也不 是一个孤立学者的个人旅行，而是这一全球组织战略在中国的具体实施。

利玛窦来到中国后，很快发现中国与其他传教地区不同。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重视经典、 学问和文字传统。一个没有学术身份的外国传教士，很难进入社会上层，更不可能接近朝廷。 因此，利玛窦逐渐改变了传教策略。他不再以宗教人士的形象出现，而是改穿儒服，以博学 的西方学者自居，主动结交中国官员和士大夫。他向中国人展示钟表、地图、数学、天文学 和各种西方器物，以此证明欧洲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

请注意，这儿有一个关键的信息不对称。利玛窦知道这些西方物件的发展，是因为中国传入 的知识引爆的。而中国对此全然无知。在明朝，地图和天文知识都属于皇家机密，不要说普 通人，就是朝廷官员也接触不到。

那么，是不是当时的西方科技，的确比中国高明？并不是。利玛窦在他的信件中说，他在从 南京到北京的路上，才观察到，当时西方流行的世界地图，都把北京的方位画偏北了整整10度 Matteo Ricci, letter to Giulio Fuligatti and Christoph Clavius, Nanchang, 12 October 1596. 我认为，这说明西方当时的手上的世界地图，并不是他们测量所得，而是还在使用郑和时代 传给他 们的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地图。无非是西方把世界地图普及了，而中国把世界地图藏 在皇家密 室，连朝廷高官都没有见过。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研究利玛窦的传教政策时指出，利玛窦为了取得士大夫阶层的尊重，有意 识地借助欧洲科学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中国士人对佛教的排斥，也被他利用来抬高天主教 和欧洲文明的地位。谢和耐相关论 文

这并不是临时的个人表演，而是一项经过规划的传教策略。

本杰明·艾尔曼在《On Their Own Terms》中引用耶稣会资料指出：利玛窦为了争取明朝宫 廷和士大夫对传教事业的支持，决定把在华耶稣会士塑造成数学和天文学专家。这一方案事 先与徐光启、李之藻讨论过。按照当时耶稣会内部的设想，只要少数传教士负责数学和天文 学，取得官员信任，其余传教士便可以在这种保护之下开展宗教活动。艾尔曼相关论述， 第 90—92页

由此可见，科学在这里不仅是知识，也是传教工具和政治通行证。

二、被理想化的“西方文明”

利玛窦向中国士大夫展示的，并不是欧洲社会未经修饰的全貌。

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仍然充满宗教战争、政治分裂、教派迫害和社会动荡。但传教士向中 国人呈现的欧洲，却是一个从古希腊开始，科学、哲学和宗教一脉相承的高度文明社会。这 个古希腊，也很可能是个虚构的形象。欧洲内部的断裂、冲突和知识来源的复杂性，则被大 幅淡化。

科学史家凯瑟琳·雅米指出，耶稣会士一方面利用科学激发中国士人对基督教的兴趣，另一 方面向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经过强烈理想化的欧洲历史。她特别指出，耶稣会士把欧洲数学描 述成从欧几里得一直连续传到近代欧洲的完整传统，这本身就是对欧洲历史的理想化叙述。 事实上，我认为，所谓《几何原本》，本身就是徐光启的著作，以欧几里得的名义发表。这 个以后我会有文章专门论述。

更重要的是，耶稣会士留下的文字，后来长期成为欧洲人研究中国科学史的主要资料来源。 因此，他们不但向中国人解释“什么是西方”，也在很大程度上替欧洲人解释“什么是中国”。 Jami, “European Science in China or Western Learning?”

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传教士既是中西知识交流的参与者，也是这段交流历史最早的叙述者。他们不仅传播知识，也在决定哪些知识被记录、怎样被命名，以及谁被视为知识的创造者。

三、与江浙士大夫结成的同盟网络

利玛窦的策略取得了成功。他先后结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江浙士大夫。这些人不只是天主教徒，也是耶稣会士进入中国政治和知识体系的重要中介。

请注意，“江浙”是关键词。利玛窦的成功，并不是利玛窦自以为的是上帝对他的恩惠，而是江浙士大夫的主动选择。他们选中了西方来作为抗衡北方中原政治势力的助力。我以后会有专文论述这种江浙士大夫对中原的离心力的来源。

天主教士人与东林士人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研究表明，杨廷筠是东林书院的活跃成员，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及其社会网络，为传教士提供了保护、资源和进入官场的渠道。因此，更准确的说法不是耶稣会与整个东林党订立了正式同盟，而是耶稣会士与部分东林士人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和庇护网络。相关研究

这种网络使耶稣会士同时拥有了三种身份：传教士、科技专家和朝廷顾问。宗教活动、知识活动与政治活动由此变得难以分开。

在江浙士大夫的谋划下，耶稣会士逐渐进入中国官方历法、天文、制图和火器等领域，并逐步在朝廷掌握与科技相关的重要职位。

四、入教与焚书

传教通常被描述成单纯的信仰选择，但西方汉学家的著作还记录了另外一面。

谢和耐在《中国与基督教的冲突》中引用利玛窦的记录：皈依天主教的李应试拥有一批内容丰富的藏书。传教士花了三天时间检查他的藏书，并将教法所不允许的书籍焚毁。其中包括大量占卜、术数和堪舆手稿，有些是李应试经过长期搜集才得到的资料。相关记载见谢和耐法文版 Chine et christianisme: action et réaction 第243页，英文版书名为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 A Conflict of Cultures。收录该材料的学术文集

这里所谓的术数、堪舆，在现代分类中可能被简单归入“迷信”。但在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中，它们往往同时包含天文、历法、地理、磁学、气象和数学资料。把这些书籍全部视为宗教禁书加以焚毁，可能造成无法恢复的知识损失。

李约瑟在《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四卷第一分册第244页专门评论李应试藏书被焚一事。他认为，这种出于宗教立场的“神圣无知”，可能永久关闭了研究中国某些科技发明起源的大门，尤其可能毁掉了理解磁性指南技术发展过程的重要资料。列有李约瑟出处的研究论文

这件事至少证明：传教并非只有知识输入的一面，还伴随着按照天主教标准检查、取舍乃至销毁中国原有知识的行为。

从宗教逻辑看，这与欧洲传教士在其他地区进行的“反偶像崇拜”行动属于同一传统：先把当地典籍定义为异教、迷信或魔术，再以拯救灵魂的名义将其清除。比如，天主教通过焚书，完全灭绝了玛雅文明。

五、中国知识如何进入欧洲

中西知识交流也绝不是单向的。

传教士在中国大量搜集有关天文、历法、医学、药物、植物、农艺、地理、制瓷、丝绸、政治制度和哲学思想的资料，再通过书信、报告、译本和实物送往欧洲。

法国皇家科学院曾向在华耶稣会士提出一系列研究问题，要求他们调查中国的数学、天文学、音乐、医学、脉诊、茶叶、大黄、药物和植物。传教士因此同时承担着传教、服务中国皇帝和为欧洲搜集知识的多重任务。

Florence Hsia研究了耶稣会士如何塑造“传教士—科学家”的身份。她指出，在华耶稣会士写出的科学书信，对欧洲知识界的教育作用，有时甚至大于它们对清代中国学者的作用。《Sojourners in a Strange Land》

孟德卫则详细研究了耶稣会士翻译和介绍的中国思想如何影响莱布尼茨。欧洲启蒙时代对中国哲学、政治和伦理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依赖传教士提供的资料。《Leibniz and Confucianism》

因此，真实的历史不是“西方拥有知识，然后把知识送给中国”，而是一个双向、复杂而且权力并不对等的知识交换过程。

问题在于：当中国知识进入欧洲以后，它常常被重新分类、重新解释，并纳入以欧洲为中心的知识谱系；而当经过欧洲整理和命名的知识再次传回中国时，它又可能被当作纯粹的“西方科学”。

我目前找到的史料足以证明大规模的知识输出和欧洲中心叙事的形成，但还不足以把所有具体西方科技成果都解释成对中国知识的冒名。因此，真正需要做的是逐项考证：哪些知识独立产生，哪些经过交流发展，哪些发生过错误归属，哪些又可能存在直接挪用。

六、一个自我强化的历史循环

这种知识流动逐渐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中国知识被传到欧洲，在欧洲得到整理、命名和体系化；欧洲又以“科学来源”的身份，把这些知识或进一步发展的成果介绍给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原有知识被归入术数、迷信、工匠经验或没有理论的实用技术。

久而久之，欧洲被塑造成知识的主体，中国则变成知识的被动接受者。

这套叙事在明清之际并没有完全控制中国知识界。当时的中国士大夫仍然具有强烈的文明主体意识，不会轻易接受“中国自古没有科学”的结论。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十九世纪。清朝在军事和工业上连续败给西方以后，军事失败逐渐被解释成科技失败，科技失败又被扩大为文化失败、思想失败，最后被解释成整个文明的失败。

于是，原本由传教士建立的“欧洲代表科学和文明”的形象，获得了军事力量和殖民秩序的支持。西方的胜利仿佛反过来证明：传教士过去关于欧洲文明优越性的叙述全部正确。

七、为什么称为“五四伪学”

到了五四时期，激进反传统主义成为知识界一股极有影响力的思潮。

这种思潮不再满足于批评中国某一项制度、某一个王朝或某一种思想，而是倾向于把中国传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否定。中国的政治、伦理、哲学、医学和科技传统，都可能被解释成落后、专制和迷信的产物。

西方则被赋予科学、民主、理性和进步的整体形象。

余英时等学者提醒我们，五四运动内部存在许多互相冲突的思想方向，不能把整个五四简化成一种意识形态。因此，“五四伪学”不是对所有五四人物和思想的概括，而是对其中一条强势思想脉络的命名。

之所以称它为“伪学”，不是因为它提出的每一个事实都是假的，而是因为它先确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结论——西方是知识主体，中国是落后客体——然后再按照这个结论选择、组织和解释历史材料。

符合这一结论的历史被不断放大，不符合的则被忽视、贬低或者从知识史中删除。

这正是它作为一种世界观最强大的地方：它不需要否认中国曾经存在具体发明，只要把这些发明解释成偶然经验、工匠技巧或者没有理论价值的技术，便可以继续维持“中国没有科学”的总判断。

八、五四伪学的本质就是反华

我所说的“五四伪学以反华为核心”，并不只是指情绪上的仇恨中国。

它更深层的含义，是预先否定中国文明作为知识主体的资格：凡是先进的，原则上来自西方；凡是中国固有的，原则上需要经过西方认可、改造和命名以后，才可能获得现代价值。

在这种世界观之下，中国越是模仿西方，就越被认为进步；中国越是重新评价自己的历史和知识传统，就越容易被指责为保守、民族主义或者不科学。

这种观念在五四以后进入了教育、学术和公共话语。海峡两岸虽然政治制度不同，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解释也不同，却都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西方代表现代、中国传统代表落后”的基本叙事。

它也可以解释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即使中国的工业、科技和国家实力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一些人仍然习惯于把西方判断当作最终标准，把中国自己的成就解释成模仿、抄袭或者偶然，把中国的问题则上升为整个文明的先天缺陷。

九、结语

重新研究这段历史，并不是要把“西方中心论”简单替换成“中国发明一切”。

真正需要反对的，正是这种把复杂历史压缩成单一文明神话的做法。

西方近代科学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中国历史上也形成了自己的数学、天文、医学、农学、工程和自然知识传统。中西之间既有独立发展，也有长期交流；既有合作和翻译，也有宗教冲突、知识筛选和权力不平等。

“五四伪学”所掩盖的，不是一个“中国发明了所有西方科学”的简单结论，而是一个更值得研究的问题：

当知识跨越文明边界时，谁拥有命名权？谁负责书写历史？哪些知识被保存，哪些被销毁？哪些贡献被承认，哪些又在重新包装之后失去了原来的名字？

五百年来形成的历史叙事，不可能依靠一句口号推翻。它需要通过原始文献、科技史和跨文化交流史，一项一项重新检验。

而第一步，就是停止把“西方天然代表科学、中国天然没有科学”当作无需证明的真理。

系统性解构五四伪学，是中国思想界目前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