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能成为一门关于思维的科学么？

心理学能成为一门关于思维的科学么？

斯金纳

就像过去的哲学家一样，过去很多心理学家试图通过观察自己的内心来寻求对行为的解释。通过内省，他们能观察自己的感情和心理过程。不过，内省的方法一直都不太让人满意。哲学家们承认这种方法的缺陷，但还是坚持认为这是自我认识的唯一方法。心理学家曾经尝试着去完善这种方法，使用受过训练的内省者和那些被威廉.詹姆斯很看不上的铜质仪器­。现在再也没人使用内省的方法了。认知心理学家号称可以认识到（心理）表征，甚至可能认为心理表征是唯一能够被认识到的东西，但他们并不号称他们能观察到自己处理心理表征的过程。心理分析师面对同样的问题：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是不能被直接观察到的。和心理分析师一样，认知心理学家也转向用理论来解决问题。但是理论需要被验证，于是很多人转向了脑科学，在那儿，（心理）过程号称是可以被观测到而不仅仅是被内省到的。如果思维是 “大脑干的事”，而大脑又可以像其他器官一样被研究，那么最后，脑科学就应该能告诉我们以下过程到底是咋回事：建立一个对现实的心理表征，在记忆中存储心理表征，把目的转化成动作，感觉到快乐和悲伤，得出一个逻辑结论，等等。

但是，就如同思维或自我被认为能产生行为那样，大脑也是能够自发产生行为的么？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大脑干的事是身体干的事的一部分，也是需要被解释的东西的一部分。身体及其大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细微的变化？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可能在身体及大脑本身上找到答案，无论是用内省的办法也好，还是用生理学的仪器和方法也好。

有机体的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是三种变化和选择的结果。第一种，自然选择，导致了物种的进化，也造就了物种的行为。每一种变化和选择都有一定的缺陷，有一种缺陷对于自然选择特别关键：它让物种只对类似于过去的那种将来有所准备。物种的行为只有在和物种进化经历过的世界非常相似的一个世界中才能成功和有效。
第二种变化和选择，操作条件反射，弥补了自然选择的缺陷：那些不足以稳定到能对自然选择产生作用的环境特征对个体行为的变化也进行选择。某些后果强化某一些行为，使其变得更可能发生。这些后果当然起先是从自然选择中取得这种强化行为的功能的。

有一种变化和选择的缺陷对于操作条件反射很关键：选择只能等待行为变化的发生之后才能起作用。这个过程会很慢。对自然选择来说这不是问题，因为进化可以长达上百万年，但是操作行为的所有功能都必须在个体一生当中完成。操作条件反射还必须解决“第一次的问题”：为什么反应能在强化之前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

个体充分利用他人已经习得的行为的过程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模仿就是一个例子。模仿往往能让模仿者接触到那些能强化被模仿行为的后果。模仿者的行为就这样事先被准备好了，其第一次往往就发生在最可能被强化的时候。
在这儿人类似乎是走出了独特的一步。别的物种也模仿，但只是模仿作为自然选择产物的行为。模仿本身的后果，也就是被模仿的行为，还太遥远而不足以直接用来强化操作行为。只有在人类中，模仿者的行为强化模式本身。

当人类的发声肌肉组织被操作条件反射所控制，强化后果能够建立和维持特定的发声行为之后，人类就经历了另一种独特的进化过程。不光可以通过榜样，人们也可以通过告诉别人应该干啥来影响他人的行为。（也许在更晚期的时候，临时性的强化后果出现了，让行为准备可以被维持一段时间直到相应的情景出现，这种临时性强化就是教育）。
经验和忠告可以被多次使用，于是就常常被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成语俗语就是这样的例子，它们描述一些很普遍的强化情景--省下的一分钱（及其很多别的东西），就是得到的一分钱（及其很多别的东西）。规则其实就是在人群中传播的俗语，不过其往往具有更强的强化后果而已。政府的法律和宗教的戒律描述这些机构所维护的（往往是负面的）强化情景。这些具有警告的效果：守法才能避免被惩罚。物理和化学的规律（“有效活动的规则”）描述物理环境所支持的强化情景。

模式，成语，和教化是社会环境的功能，统称文化。不同文化从不同的变化和选择的情景中产生，不同程度地帮助这个文化的成员解决他们的问题。解决了问题的成员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导致这种文化的生存延续。换句话说，文化也在进化。这就是第三种变化和选择。（能建立和维护操作行为的文化是人类的专有。动物社会有很多相似之处，但那只是生存情境的直接后果而已）。文化的进化不是一个生物过程，但作为一种变化和选择，也具有同样的缺陷。文化让一个群体只对与进化出这种文化的世界相似的一个世界有所准备。这一事实是当前我们对保持一个适宜人类居住的地球而忧心仲仲的根源。

变化和选择具有第三个缺陷：变化是随机的，选择的条件是偶然的。进化出来的并不是单一的逐渐变化的物种，而是数百万种相互竞争的不同物种。操作条件反射的成果也不是单一自洽的一组功能，而是成千上万种更小的功能组合，其相互间的冲突需要被解决。社会环境的进化也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化，而是很多经常相互冲突的文化。

虽然对发声肌肉组织的操作控制是人类所独有的，但这一事实很少被人引用。更经常被引用的是存在或者不存在“意识”或者“有意识的智能”的争论。思维/大脑的地位对于比较不同的物种来说一直就是一个问题。在他的关于有机体的机械模型中，笛卡尔把“人”排除在外了。华莱士，不像达尔文，认为进化并不能解释人的思维。一些脑科学家也表达了类似的怀疑。进化理论家认为“有意识的智能”是一个进化出来的特征，但他们从来也没有能够展示出一种非物理的变化，它能够被生存的情境所选择。（这种观点无非是把这个让人讨厌的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区分搁置在一边而已）。据说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意识是如何进化出来的，因为没有什么能够被古生物学家找到的痕迹遗留下来了。但是，对发声肌肉组织的操作控制，和由此产生的教导和教育的行为的确是被保留下来了。也许这些能够解释内省和内省所“看见”的东西。

“spect"这个词根意味着视觉。我们说我们看和看见了我们内部发生的事情，但从来也没有人发现过人身体内部的眼睛。用“观察”，“注意”或者“记录”这样的词，我们可以避免提到具体的器官。这儿很重要的是，这几个词，都包含有“说”和“看”两个意思。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么定义用某种器官来感知世界的某一部分。输入-输出理论，比如刺激-反应理论或者信息加工模型，把感知和行动加以严格区分。而行为的实验分析给予刺激一个完全不同的地位。当一个刺激在强化发生时存在，操作反应就更有可能在这个刺激出现时发生。感知既是变化和选择的产物，也是行动的产物。感知是行动的一部分。动物对其物种生存起关键作用的环境特征反应迅速，比如对光，声音，食物或者性交机会的气味，危险的威胁，包括来自不熟悉事物的危险，等等。自然选择对此的解释也是基于类似于上面的理由。动物可能是“接受” 到了所有的对它们的刺激，但很可能只对那些在选择情境中起作用的刺激有反应。（我们不可能知道不会说话的动物是否看见了那些对选择不起作用的刺激，因为我们的研究手段正是调控包含这些刺激的情景）。我们自己可能看见一些我们从来没有采取过实际行动的东西（比如我们看见我们够不着的东西），但这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说话时提到过它们。看见一些东西而不采取行动就叫意识到这些东西。（aware的词根来源于wary;我们对在负面的选择情景中出现过的东西有担心）。"conscious"这个词用得比"aware"更多，它的意思是共同知道(拉丁文作con-science)或者“与他人一起知道”--暗指对于意识来说，语言情景的必要性。

当我们看见的东西是在我们身体内部的时候，也就是在讨论我们称作内省的这种看的时候，上面说的这些非常重要。但我们到底看见什么了呢？心理学家对精神生活的形而上的性质是很不安的，往往会说我们通过内省所见的必定是大脑，但那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并不具备通向大脑重要部分的感知神经；外科医生可以不用麻醉大脑来对其作手术。在语言行为出现以前，也没有什么选择情境来促进这种脑内感知神经的进化，而语言行为是在物种进化很晚才出现的。更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内省所见的是我们行为的早期阶段，是在行为对环境发生作用之前发生的那些阶段。

看见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在我们作出其他反应之前，我们会看见东西，当我们没在干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自己看见这些东西。这儿所需要的选择情境来自于那些会问我们是不是看见了那些东西的人。行动刚开始的时候又是另一个早期阶段。这儿并没有一个需要对内感知神经的问题，因为我们应该能用完成行动所需的神经来看见更早期的阶段。（也有可能我们有时根本就不是在向内看，而是在对外部情况作反应，就好像“我要作...”的意思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作...“。

一般认为古希腊人发现了思维的存在，但更有可能是他们最先长篇大论地谈论他们自己在自己里面所看到的，然后就形成了内省所需的外部条件。柏拉图学园里的那些“伟大的交谈”可能就造就了必要的条件来让越来越多的行为的早期阶段被看见。那肯定是一个让人困惑的世界。我们能看见我们所处的外部的世界，但我们也能感觉到，听到，尝到和闻到它。而对于内部的世界，我们除了能“看”，什么也干不了。也难怪古希腊人把它叫做“形而上”了。

不幸的是，古希腊人在内部所看见的正好处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来被误解为是他们后来所做的事情的起因，然后当然就很容易认为他们发现了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自我或者思维了。如果他们看见的不过是他们所做之事的一个早期部分，这些早期部分就不成其为剩下部分的原因，就像打高尔夫球时向后挥动的那部分动作不是击打球的那部分动作的原因一样。早期部分影响后期部分，但变化和选择的结果是作为一个总体的行为。

这种对内省的分析和对内省出来的“意识”的分析当然需要仔细的斟酌，但我们要尽量保留它们，因为这种分析不需要某种特殊的知识，也不假设有某种特殊的东西需要被了解。它还是处在物理和化学的世界当中，在变化和选择的科学范畴之内，避免了任何在变化和选择中有空当的说法。

有两门成型的科学与研究人类行为有关，二者都有各自相应的学科内容。一门就是生理学，是关于身体及大脑的组织，细胞，电和化学变化的学科。另一门是由三种科学组成的一个群体，是关于在每时每刻都决定着身体及大脑的存在条件的变化和选择的学科：物种行为的自然选择（动物行为学），个体行为的操作条件反射（行为分析学），准备和扩展操作行为的社会环境的进化（人类学的一部分）。这些学科可以这样被联系起来：生理学研究变化和选择的产物，而其他三门研究变化和选择的过程。物理和化学的规律决定身体工作的方式；而身体干什么样的工作是由变化和选择的情景决定的。生理学告诉我们身体是怎样工作的，而变化和选择的科学告诉我们身体为什么这样工作。

这两门科学遵从完全不同的因果律。身体及大脑遵从物理和化学的规律，没有自由，也不作抉择。没有什么别的科学比它更支持“人是机器”的设想了（这儿指一个生物化学的机器）。有些脑科学家认为大脑应该具有某些允许自由抉择，创造力，和类似东西的结构特征。但如果他们这样说的话，他们其实在论述大脑所干的事情，而不是论证大脑的结构。也有人说变化和选择在大脑内部也有可能发生。但是，大脑和其他身体器官一样，是在经历着变化，但选择的情景却是来自于环境的。

我们对作为生物化学机器的身体及大脑知道得越多，它们对我们理解行为来说就越没有意思。如果自由是存在的话，那我们只可能在变化的随机性中找到它。如果新的行为方式被创造出来了，它们必然是被选择所创造的。变化和选择的缺陷是很多非常有趣的问题的根源。比如我们必须适应新环境，解决冲突，迅速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等等。一个机械的生物化学机器是干不了任何的这类事情的。

人类行为的计算机模拟其实就是设计出电子的机器来，让它们像作为生物化学机器的身体那样来运行。我们知道计算机是如何设计和制造的，所以我们不询问它们是怎么来的。基于同上面一样的原因，模拟对行为分析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生活中有趣的事情是来源于变化和选择的独特之处和机器的产生过程。

行为分析是三门变化和选择的科学中唯一的主要在实验室中进行研究的学科。动物行为学在田野中观察行为，在早期遗留下来的证据中重建进化的过程。它需要有实验室学科的支持，比如遗传学，但是还没有人能够在实验室条件下创造出一种具有一组天生行为的新的物种。文化的进化也主要是对历史的推论。这儿关键是速度的问题；只有操作条件反射才进行得足够快，能够自始至终的被观测。也是基于这个原因，行为分析是三门学科中唯一的对日常生活有实用价值的科学。

所以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操作条件反射还没有吸引到更多的注意。变化和选择对个体行为的作用经常被简单地忽略了。比如说，社会生物学，直接从社会跳到了生物，越过了起连接作用的个体。很多研究过行为的心理学家也忽视了变化和选择。桑代克的效果律算是接近了，但他的实验把变化算作实验尝试，而后果仅仅算作误差。华生，拉希里和霍尔把行为诉诸于习惯形成和刺激与反应。托尔曼的意图，就像目的指向性和主观期望效用的概念一样，把过去后果的复制品投射到将来，用来作为可能拉动行为的吸引力。

行为分析是三门学科中最年轻的（自然选择理论和文化的进化学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而行为分析只到20世纪三十年代末），但学科的不成熟本身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它常常被忽略。一个更好的解释是，这个领域已经太长时间被另一个理论所占领了，这就是那个非常神秘莫测的关于一个内在的有能动性的思维或者自我的理论。

在时常生活中，我们并不使用脑科学和行为分析的语言。我们看不到大脑，我们也不了解多少造成某个行为的变化和选择的历史。相反，我们使用一种早就存在的语言，远远早于哲学家和任何种类的科学家出现以前。这种语言应该被叫做母语（vernacular)。这个词的意思，根据其词根的古罗马含义，就是家庭用语，日常用语。我们都使用它。它是报纸，杂志，书籍，电台，电视台的语言。当谈论个体行为的时候，它也是行为科学家的语言--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威廉.詹姆斯是用母语写成他的《心理学原理》的。行为主义者在日常生活中也使用它（年轻的行为主义者应该学会不必对此感到难堪）。

母语提到很多感情和思维的状态。比如在英语中，我们说我们干我们“觉得”想要干的，或者说我们“需要”干什么来“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说我们“觉得饿” 并且“想着”找点什么来吃。很容易假设这些词都指向一个具有主动性的思维。但是，就像我们上面所述，有用的词汇应该指向曾经的选择情景或者行动的早期阶段。从“我饿了”，我们可以推论这个人有一阵子没吃了，并且如果有食物的话，可能他会吃。从“我想着弄点东西来吃”，我们可以推论某种能带来食物的行为的概率。

通过使用母语，及其对个体历史和行动概率的指代，心理学逐渐成为了一门有效的，重要的并且被尊重的职业。但是，借助于一个有主动性的思维的概念和把母语转换成科学语言的企图是一个错误。华生和别的早期行为主义者以为错误在于使用了内省的方法。感情和心理过程能被看到多少呢？早在逻辑实证主义出现之前，他们就已经在主张，科学中不允许有只能被一个人看见的事件的存在。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内省的方法。问题在于那个好像内省能够访问到的具有能动性的自我或思维。

在与他人面对面的接触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指称一个具有能动性的自我。有“你”，那么就有“我”。我看见“你”干的事，听见“你”说的话。你看见“我”干的事和听见“我”说的话。我们看不见决定这些现象的选择的历史，所以就推论出一个内在的源头来。但是，母语在心理学实践中的成功使用并不能支持它在科学中的使用。在科学的分析中，变化和选择的历史起着发起者的作用。在行为的科学分析中，没有思维和自我的位置。

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过去一百年来心理学家试图建立一门思维科学的努力呢？如何看待那些对智力的精彩分析，那些对主观期望效用概念的用处的主张，或者那些用来描述心理空间的公式？难道这些都是寻求不存在的东西的努力的一部分么？看来我们必须这样认为。但是，并不是一切都白费了。智力，虽不能被内省，明显是对在智力测验中反映出来的行为的推论。对不同的智力测验的分析就是对不同行为的分析。期望，另一种“看"，不可能意味着看见未来，必然是过去强化情景的产物。价值意味着有用或者使用，干某件事的方式和方法导致某种后果。当它影响到对强化情景的控制的时候，心理空间是真实的空间；这儿的问题是当一个反应被强化的时候，一个当前刺激被普遍化的程度，它会决定一个相似的非当前刺激也起能作用的程度。简单地说，心理学家在无意间一直就在研究强化的情景，正是这些情景导致了那些被错误地归因为一个内在的发起者的行为。

但是，如何看待那些优秀的哲学家们，他们在几百年来一直遵循古希腊先哲的教导，试图通过内省来认识自我？他们也有和上面类似的理由么？还是他们仅仅是在追求无益的崇拜的欲望？如果我们这样说的话，会显得有点傲慢，如果不是已经了有很好的先例的话：在更长期以来，同样优秀的男人和女人们，用了更大的决心，来崇拜另一个创造者，这个创造者的拼写要用大写的“C”，他们所号称的成就，也同样被科学所质疑了。当然了，是达尔文起了最大的作用。行为的起源和物种的起源也是一样。在150年之后，进化论还没有被广泛地理解。创造者的卫士们还在强力地反对它。其后果，就是在很多美国的学校里，生物学不能被正确地教授。神创论被提出来取代进化论。变化和选择在个体行为中的作用受到了同样的反对。认知科学就是心理学的神创论，因为它为维护思维和自我的地位而奋斗。
心理学的历史是很有意思的。它在100年前开始，向内寻求对思维的理解。华生在他1913年的行为主义者宣言中攻击了内省方法，因为这个和其他一些原因，内省方法事实上被放弃了。行为主义者转向研究行为本身，非行为主义者转向研究各种人的行为：老师，学生，治疗师，客户，成长中的小孩，群体中的人，等等。

认知心理学家想要维护当前的现状。他们宣称，行为主义已经死了。他们不可能是指心理学家不再研究各种各样的行为了：实验室动物的，老师的，学生的，治疗师的，客户的，等等。他们希望死掉的，是用后果来选择的这种对行为的解释。思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大脑，必须被恢复到它应得的位置。

由于与母语很相似，认知心理学很容易懂，所谓的认知的革命一度很成功。这也许加速了行为分析家与心理学权威机构的分离，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学会，组织自己的会议，出版自己的期刊。他们被指控为建立他们自己的贫民窟，但他们不过仅仅是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而已：从对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思维的研究中，他们得不到什么东西。

于是认知心理学就成了一个职业的科学上的伴侣，被作为教育，临床，发展，社会和很多其他心理学领域的科学支柱。但它没有帮这些领域太多忙。一个精致版本的母语并不比通俗的版本更有用多少，特别是当理论开始取代内省的位置的时候。其实会更有用得多的是行为分析。它会在两方面有所帮助，一是搞清楚那些母语所指代的强化的情境，二是让设计更好的环境成为可能--那些能解决现存问题的个体环境和大环境或者说文化，让它们的问题可以少一些。对变化和行为的更好的理解意味着一个更成功的职业，但行为分析是不是还叫心理学就是一个留待将来决定的事情了。

译自B.F. Skinner, Can Psychology Be a Science of Mind? American Psychologist, November 1990 Vol. 45, No. 11, 1206-1210。 Huahai译。